作者：罗斯巴德
译者：程晔
来源：《左与右》杂志创刊号主题文章，年
无论保守党是否自知，他们身上早已打上长期悲观的印记。长期趋势，甚至时间本身，都在与他作对，因此，国内的趋势不可避免地通往左翼国家主义，而在国外，趋势则是通向共产主义。正是这种长远的绝望，反而古怪地催生出短期的乐观。既然保守党已经无望地放弃了长期，成功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当前。在外交事务上，这种观点使得保守党绝望地呼吁与共产主义决战，因为他觉得等的越久，事态将不可避免地更糟糕；在国内，这让他集中精力于下届选举，他总是希望获胜，却怎么都实现不了。保守党是实用主义的典范，他们又为长期的绝望所困，拒绝考虑或计划选举以外的事情。
然而，短期和长期的悲观主义，恰恰是保守主义的应有之报，保守主义是前工业时代旧政权垂死挣扎的残余，因此，它是没有未来的。它在当代美国的化身－近来复兴的保守党，体现了腐朽势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乡村和小城镇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国白人的垂死挣扎。但是，自由的前景在哪里？自由意志主义者大多误把对自由的展望，与貌似强大、据说是盟友的保守运动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让人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染上长期悲观的特征。但本文挑战这一观点，认为无论在国内国外，虽然自由的短期前景似乎很暗淡，但无法遏制的长期乐观，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应有的正确态度。
本论断基于一种历史观：首先，在18世纪前，西欧存在一个可识别的旧秩序（18世纪后，旧秩序仍在西方以外继续生存）。无论旧秩序是以封建主义，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其显著特征都是暴政、剥削、停滞、固定的社会等级、绝望并饥寒交迫的绝大多数人口。总之，生活是“肮脏、粗野、短命的”，那里有梅恩的“社会地位”和斯宾塞的“军事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是征服，并且让大众相信所谓的君权神授。
旧秩序过去是自由的大敌，现在仍然是；在过去的时代，它尤其显得强大，因为那时完全无法预见到它必然会被推翻。当我们考虑到，自有史以来，旧秩序几乎一直遍布所有的文明；我们更加可以体会到，18世纪自由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和荣耀。
19世纪末，反自由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在研究西欧历史时，陷入了极大的误区，他们混淆了这场斗争的一部分特征。他们错误地认为，对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君主制和重商主义是必要的，原因是，它能起到把商人和民众从本地的封建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在现实中，那根本不是实情，封建制度正在市场经济的和平发展之下消融，而国王及其单一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再次推行和巩固封建主义的超级封建领主。国王把他自己的管制和垄断特权叠加在封建特权之上。君主专制国加强了旧秩序，比以前更专制。事实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得最早、最活跃的地方，正是那些中央政府很薄弱，或不存在的地区：意大利城邦、汉萨同盟、十七世纪的荷兰邦联等。而最终通过两个途径，推翻或剧烈撼动了旧秩序的根基：第一，工业和市场沿着封建秩序的缝隙扩展（例如，英国的工业是在封建主、国家和行会管制不到的农村发展起来）。第二个更重要的途径是，一系列巨变式的革命，摧枯拉朽般地动摇了旧秩序和旧的统治阶级：17世纪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必要的，它们开启了工业革命，至少部分地宣告了个人自由、自由放任的政教分离、以及国际和平的胜利。等级社会，至少部分地让渡到“契约社会”；军事社会也部分地让位于“工业社会”。现在，大多数人能够灵活地劳动和定居，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达到简直不敢想象的地步。确实，自由主义不仅给西方世界带来自由、和平的前景，以及工业社会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它带来的希望－－能够日益进步，将大众从长年累月的停滞和绝望中解救出来的希望。
围绕这一新的革命现象，西欧很快发展出两大政治思想：一个是自由主义：希望之党，激进之党，自由之党，工业革命之党，进步之党，人性之党；另一个是保守主义：反动之党，渴望恢复旧秩序的等级制度、国家主义、神权政治、奴隶制、和阶级剥削的政党。因为道义无疑站在自由主义一边，保守党为掩盖真相，呼吁浪漫主义、传统主义、神权政治和非理性主义，以此模糊意识形态的格调。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在意识形态谱系上，自由主义极“左”，保守主义极“右”。伟大的阿克顿勋爵，在其影响力的暮年，天才地感悟到，真正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激进和革命的（他是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趣人物之一，越老越激进）。阿克顿写道：“自由主义渴求应该怎么样，而不顾现状是什么”。顺便说一句，阿克顿在得出这一观点时，第一个达到了“永久革命”的境界，比托洛茨基还早。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其杰出的阿克顿研究专著中写道：
“他的哲学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公开把未来视为过去的敌人，除非碰巧符合道德，否则不允许为过去保留任何权力。他承认，认真看待这种自由的历史理论，将‘应该如何’优先于‘现状如何’；实际上就是在构筑‘永久革命’”。
阿克顿在就职演讲中暗示，并在注释里坦率承认，“永久革命”是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的顶峰。...人的身上携带着善与恶的知识，这种良知的理念是革命的本源，它摧毁了过去的神圣性。......“自由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阿克顿评论道，“现实必须让位于理念。如果有可能，用和平和耐性，否则，就用暴力”。
“自由党远远超越了辉格党”，阿克顿写道：
“辉格党人由妥协支配。自由党一开始就由思想主导......一个实用、渐进、准备妥协，另一个在哲学指导下制定原则。一个用政策对付哲学，另一个为哲学寻求政策。”
自由主义发生了什么？那么，它为什么在19世纪衰落了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也许根本原因，是自由主义自身命脉的内部腐化。随着西方自由主义革命部分成功，自由党人激进的热情日益冷却，逐渐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目标，偃旗息鼓，仅仅满足于守护无望和缺陷重重的现状。这一衰落有两个可辨识的哲学根源：第一，为了功利主义，放弃自然权利和“高级法”。要想超越现行体制挑战现状，唯有自然法或高级法理论才能提供激进的根基；只有这样的理论，一心要把犯罪的现行统治者推上正义的法庭，从而让自由意志主义的斗争充满了必要的紧迫感。相反，功利主义者为了权宜放弃正义，不顾当务之急而止步不前，最终，无可避免地沦为现有秩序的客观辩护者。
自由主义衰落的第二大哲学影响是进化论，或称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为作为社会激进力量的自由主义划上了终止符。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戴着和平、玫瑰色的眼镜，用无比缓慢，无穷渐进的社会进化眼光，错误地看待历史和社会。他们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即历史上统治阶级从不曾自愿放弃权力，因此自由主义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革命手段取得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平地憧憬，经过千百年无限缓慢的演变，达到据说是必然的个人主义阶段。
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是一个有趣的例证，19世纪自由主义的衰落体现在他的身上。一开始，斯宾塞是一个卓越的激进自由主义者，甚至几乎是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虽然，斯宾塞起初并没有在理论上放弃自由主义；但是，随着社会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病毒占据他的灵魂，他不再将自由意志主义视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总之，斯宾塞期待纯粹自由的最终理想，同时，他开始相信自由的胜利必然到来――但只有在经过上千年的渐进演变之后。于是，斯宾塞实际上抛弃了斗争、激进的自由主义信条；只把自己的自由主义实践局限于疲倦的后防行动，以对抗十九世纪后期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有趣的是，疲倦的“右倾”战略很快让斯宾塞在理论上也变得右倾；结果，斯宾塞甚至在理论上也抛弃了纯粹的自由。例如，否定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的名篇：《无视国家的权利》。
十九世纪初，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开始从激进转变成准保守主义；这一转变的试金石，是英国自由党对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所普遍持有的态度。那是一场双重的反抗斗争：1、反抗英国的政治帝国主义。2、反抗该帝国主义强制推行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诞生于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包括斯宾塞在内的）英国自由党人像保守党一样，无视爱尔兰人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尤其对他们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农民财产权的主张视而不见，这标志着自由党已经正式放弃真正的自由主义。只有在美国－－激进自由主义的伟大家园（封建主义从未在南部以外地区扎根），自然权利、高级法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自由运动才能声势浩大地继续下去，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杰克逊主义和废奴运动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后两场强有力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运动。
于是，随着自由主义从内部分崩离析，西方世界不再有希望之党，不再有能领导斗争的“左翼”运动，去对抗国家和毫发未损的旧秩序残余。在枯萎的激进自由主义留下的空白中，一场新的运动趁势兴起：社会主义。今天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惯于把社会主义看成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信条。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应为当今世界自由意志主义者严重的思想迷惑负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保守主义是自由的对立面；而比保守主义“左”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场混乱的中间道路运动。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间道路，因为它试图用保守的手段去实现自由的目的。
总之，罗素·柯克声称社会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人，而罗纳德·哈姆威认为社会主义是保守主义的继承者。两人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看待这场混乱的中间道路运动的侧重点在哪里。社会主义接受工业体系和自由党的目标－－自由、理性、人口流动、进步、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终结神权政治和战争。在这些方面它与自由主义相近而与保守主义相违。但它试图用中央集权、中央计划、公有制等等不相容的保守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的流派，一个是传自圣西门的右翼独裁派，该派赞美中央集权、等级制度、集体主义，是那个设法接受并主导新兴工业文明的保守主义的写照。另一个是相对更自由意志主义的左翼，以马克思和巴枯宁两种不同的形式为代表，左翼是革命派，该派对实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由目标更感兴趣：尤其是粉碎国家机器，实现“国家机器的消亡”，并“终结人对人的剥削”。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名言：“用对物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统治”，可以迂回地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伟大的法国激进放任自由主义者查尔斯·孔德（他与奥古斯丁·孔德无关）和查尔斯·迪诺耶身上。“阶级斗争”的概念也能追溯到同一源头，除了在迪诺耶和孔德眼里，对立的阶级本来并不是商人与工人，而是社会中的生产者（包括自由商人、工人、农民等）与由国家机器选定并赋予特权的剥削阶级。在圣西门迷茫和混乱的一生中，他曾一度与孔德和迪诺耶走的很近，并从他们那里捡起阶级分析，结果全搞砸了。他混乱地把市场上的商人与封建地主及其他特权者一起，归入“剥削者”。马克思和巴枯宁照搬了圣西门主义，结果严重误导了整个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以至于不仅要粉碎压迫的国家，他们甚至认为必须彻底摧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左翼社会主义者拒斥私有财产，尤其拒斥资本，那么，他们就受困于一个关键的自相矛盾上：如果革命之后国家消失（巴枯宁版是立即消失，马克思版是逐渐“消亡”），即使名义上国家已经没有了，怎样才能既不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又能让“集体”支配其财产呢？这是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追随者从未解决的一对矛盾。
二十世纪到来时，社会主义取代激进自由主义成为“左翼”党，它成了这一自相矛盾的牺牲品。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费边社、拉萨尔派、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大幅右转，完全抛弃旧的自由意志主义目标和理想－－革命和国家的消亡，他们变成安逸的保守主义者，永久接受国家和现状，以及二十世纪之交欧洲社会迅速建立并固化的全套架构：新重商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保守主义也已改革重组，试图应对现代工业体系，并成为翻新的重商主义－－一种国家主义政体，其标志是直接或间接地向偏爱的资本家和准封建地主授予国家垄断特权。右翼社会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纽带变得非常紧密，前者与后者的政策主张类似，不过伪装成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因此，帝国主义的对立面是“社会帝国主义”，约瑟夫·熊彼特一针见血地将其定义为－－“企业家及其同伙用社会福利让步的手段吸引工人。而社会福利让步又貌似取决于出口垄断主义的成功。”
历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右翼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亲缘关系。俾斯麦主义首次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之后才是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后者实现了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神权政治、右翼集体主义等保守主义项目，这些项目保留甚至巩固了旧特权阶级的统治。但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认识到，英国和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因此，伯纳德·塞梅尔在那本反映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社会帝国主义运动的辉煌历史著作中，展示了费边社怎样欢迎帝国主义在英国的兴起。19世纪90年代中期，当英国自由党分裂成激进左翼与自由帝国主义右翼时，费边社的共同领导人比阿特丽斯·韦伯痛斥激进派为“自由主义者与反帝主义者”，却称赞后者为“集体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萧伯纳拟定费边社官方宣言－－《费边主义与帝国》（年），其中称赞帝国主义并攻击激进派“仍坚持个人共和主义（和）不干预的僵化界限理念”。（后来，萧伯纳赞美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国内政策，完全做到了前后一致）。对照之下，“一个大国......必须把文明的利益作为整体来统治（世界帝国）。”自此之后，费边社与保守党、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密切合作。事实上，在年底，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建立了一个叫做“系数”的秘密智囊团；该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保守党帝国主义者利奥波德·S·埃默里，透露道：“不管怎么看，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更关心如何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把自己的福利国家想法付诸实施，远甚于公开成立早期社会党的胜利....毕竟，这没什么大惊小怪。就像（约瑟夫）张伯伦本人的职业生涯所表明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与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内政相结合”。埃默里写道，“系数”的其他成员在运动中承担“专家小组或总参谋部”的职能，他们分别为：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理查德·霍尔丹；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J·麦金德；《国家评论》的出版人、憎恶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利奥波德·马克西；保守党社会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米尔勒子爵；海军帝国主义者卡莱恩·贝莱尔斯；著名记者加尔文；萧伯纳；摩根银行合伙人克林顿·道金斯爵士；以及爱德华·格雷爵士－－他首次在俱乐部会议上勾画的政策，导致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法俄缔结协约国。
不出所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党人，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都背叛了革命和平主义的旧理念。在战争中，每一个社会党支持“自己”国家的政府，拉下了古典社会主义左翼崩溃的帷幕。（尤金·维克托德布斯领导的美国社会党是一个光荣的例外）从那时起，社会主义者、准社会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同流合污，接受国家和混合经济（＝新重商主义＝福利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些术语不过是表述同一基本现实的同义词）。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崩溃，列宁与第二届国际决裂，掀起复兴左翼社会主义的运动，以重建古典的革命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列宁几乎不知道的是，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众所周知，“纯化”运动铲除近来的腐败、渴望返回古典的纯正，普遍进一步纯化了古典源头中正确的成分。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些“保守”的论调，往往鼓吹国家、西方帝国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正是大师在这些问题上的自相矛盾，促使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转向“社会帝国主义”阵营。列宁的阵营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更“左”。列宁的革命立场更坚决地对准国家，他始终捍卫并支持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另一些重要意义上看，列宁主义也同样更“左”。马克思的批判集中在市场资本主义本身，而列宁考虑的中心则是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和垄断。因此，就像列宁在实践中所做的，他把矛头对准国家垄断和帝国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他的做法远比马克思更意气相投。近年来，随着列宁主义世界的分裂，一个更左倾的趋势崭露头角：中国式。中国人几乎完全把重心放在发动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上，他们不仅蔑视右翼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妥协，还准确无误地把枪口对准封建和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资本和准封建地主捆在一起的垄断特权，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毛派事实上抛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强调，他们更集中贯彻列宁主义的努力，全力推翻当今世界旧秩序的主要壁垒。
在当代转向右翼集体主义的过程中，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内政上的逻辑顶点。确实，西方权势集团一贯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上完全相同。自由意志主义者也习惯了这种看法。尽管这两个体系无疑都是集体主义，但他们在社会经济内容上差异巨大。共产主义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它无情地罢免并推翻旧的统治精英；而法西斯主义则相反，它巩固旧统治阶级的权力。因此，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运动，它施加给社会一整套垄断特权；总之，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样板。法西斯主义证实了，它对大企业的利益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当然，共产主义从来没有）。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年代早期如此公然，如此明目张胆的原因。
现在，我们做好准备，可以分析美国的情景。我们看到，相比之下，由当代保守党宣传，并为大多数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接受的美国近代史是一个误区。误区大致如下：直至新政前，美国或多或少，曾是自由放任的庇护所；后来，罗斯福受到费利克斯·法兰克福、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与其他“费边社”以及共产党阴谋家的影响，策划了一场把美国转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并打算跃进到共产主义。今天，按照此观点或类似观点看待美国经验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往往把自己看成“极右翼分子”；保守主义紧接在他左边，再左一点是中间道路，然后再向左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极其渴望给人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既然在他们眼里，美国正不可阻挡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急不可耐地忽略中间阶段，把一切对手涂抹成红色。
有人可能认为，“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能立即看到这种观念严重的缺陷。就看一件事，他们强烈反对开启社会主义之门的所得税修正案，而该修正案于年通过时，国会两党绝大多数都投票赞成。如把此事件看成走向左翼社会主义的一大步，那就要把主导第16修正案的塔夫脱总统视为左派，肯定没人敢冒然这么做。其实，无论从任何意义上看，新政都不是一场革命；新政的全套集体主义项目早在意料之中：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实行过类似的项目；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战争集体主义和中央计划主导。新政各项目的每一个元素：中央计划、创建工农业强制卡塔尔网络、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人为提高工资率并在整体垄断架构之下推广工会、政府监管和政府所有权，这一切早在前两个十年就已预见并勾勒出。新政项目赋予大企业特权，将大企业的利益置于集体主义的塔尖，这绝不会让人联想起社会主义或左翼主义，里面闻不到一丝平等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味道。不，这个迅速成长的集体主义，其亲缘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或称右翼社会主义。二十年代，许多大商人公开表示，他们渴望用自己能控制的集体主义体制，来取代准自由放任体系。当然，一眼就能看出，塔夫脱、威尔逊、胡佛等人并不是地下共产党，而是法西斯党的先驱。
保守党谬解新政，而年代早期的列宁主义运动却看透了新政的实质。直到30年代中期，应苏联外交关系的迫切需要，全世界共产党阵营急剧转变为“人民阵线”，列宁主义运动才开始赞同新政。因此，在年，英国的列宁主义理论家R·帕尔梅·杜特发表简短而尖锐的分析，称新政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披着煽动性的民粹主义伪装，其实质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保守党的对手们对新政最有力、最尖锐地谴责。杜特写道，罗斯福的政策“转变成一种战争形式的独裁”。政策的本质是借助国家复兴局，强制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用通货膨胀来资助商业、银行业、农业；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来部分地没收人民财产；采用政府固定工资并强制仲裁的手段，管制并剥削劳工。杜特写道，剥去新政“社会改良主义的‘进步’伪装”，剩下的现实仍是国家极权资本主义和工业奴隶制下的新法西斯体系，并且隐含“发动战争”。杜特引用享有盛誉的《当代史杂志》编辑的话，令人印象深刻地总结道：“新美国将既不是旧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当前的趋势是法西斯主义，那将是一个美国式法西斯主义，它体现了一个伟大中产阶级国家的经验、传统和希望（写于年中）”。
因此，新政不是美国过去的质变；相反，它仅仅是过去那些在胡佛当政时，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集体主义中，以及在进步年代里，早已提出并实施的国家特权网络的进一步扩张而已。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起源，在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博士的杰作《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中有最透彻的剖析，科尔科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政治资本主义”，并从进步年代的“改革”中追踪其起源。正统历史学家一直把进步年代（大约年至年），视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垄断”的时期。于是，故事这样展开，为了应对垄断与大企业的统治，无私的知识分子和有远见的政客转向政府干预，以改革并管制这些恶势力。而在科尔科的伟大著作中展现的现实，却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科尔科揭示出，尽管在世纪之交，大企业利益集团为稳定和巩固经济实力，掀起了兼并和成立信托的浪潮，但却在自由市场上竞争力量的冲击下迅速的破坏和瓦解。正是为了应对在市场竞争风暴下的节节败退，年后，大企业越来越多地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和保护。总之，联邦政府的干预，其原意不是为体恤公众疾苦，遏制大企业垄断；而是为了替大企业（以及小企业行业协会）建立他们未能在自由市场竞争风暴中得逞的垄断。左右两派一直受到一个观念的误导，认为政府干预本身是左倾和反商业的。因此，右派中普遍流行着把公平交易看作红色新政的误区。以摩根利益为首的大商人，与几乎是学术界唯一例外的科尔科教授都意识到，垄断特权只能由国家建立，不可能是自由市场的运行结果。
于是，科尔科表明，从西奥多·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开始，至威尔逊的新自由到达顶峰，从保险、银行、肉类、出口、直到一个又一个的一般性行业。其实，今天的右派们认定为“社会主义的”管制，不仅受到大商人们的一致称赞，甚至就是他们亲自策划的。他们处心积虑，试图通过补贴、稳定和垄断特权来控制经济体。安德鲁·卡内基的观点很典型；他对钢铁行业的竞争状况忧心忡忡――不管是美国钢铁公司的成立，还是著名的由摩根公司赞助的“加里的晚餐”，都无法抑制住竞争。卡内基在年宣称：“我总是想，只要政府一管，问题就能妥善解决。”卡内基宣称，政府管制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虽然煤气公司的资本受到法院的控制，但资本是绝对安全的。所以，将所有资本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同样安全”。
科尔科表明，摩根一手创建美国进步党，就是要惩罚塔夫脱总统，把罗斯福重新选上台，因为塔夫脱总统过于热衷起诉摩根企业。左翼社会工作者往往会在无意间，为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提供民粹主义的伪装。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创建，标志着威尔逊的新自由达到了顶峰。大企业非但不视其为危险的社会主义，反而踊跃欢呼那些政府支持、赋予特权、和监管竞争的项目生效，自己的夙愿终于得偿（威尔逊的战争集体主义受到更热烈的欢迎）。年底，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前伊利诺伊制造商协会主席爱德华·N·赫尔利兴高采烈地宣布，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为了将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和货运，美联储对银行家，和农业部对农民的作用，推广到“一般性行业”。正如后来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轰轰烈烈上演的那样，每一个经济利益集团都组成垄断卡特尔，并纳入社会经济结构等级中相对应的特权位置。著名公司律师，阿瑟·杰罗姆·艾迪的观点尤其有影响力，他的专业是成立商会，并协助创建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在代表作中猛烈抨击商业竞争，呼吁政府控制并保护工业“合作”，艾迪鼓吹说：“竞争是战争，战争是地狱”。
当今的右派谴责进步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是社会主义者，但那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者”？俾斯麦德国的保守党国家社会主义－－众多现代欧洲和美国政体的原型。十九世纪晚期，大批美国知识分子在其旗下接受高等教育。科尔科指出：
当代知识分子眼里的保守主义...莱斯特·沃德、理查德·T·伊利、和西门·N·帕顿的理想化国家...都是这段时期众多美国学者受到的特别教育的结果。十九世纪末，美国学术界的社会和经济理论主要受到大学的影响。集中福利职能的俾斯麦主义理想国家......是由-年代，在德国深造的数千个主要学者们量身定制的。
此外，德国主要的极端保守主义教授，亦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其理想是刻意把自己打造成“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分子保镖”－－他们无疑做到了。
科尔科作为进步年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恰如其分地引用由摩根资助的《新共和》杂志编辑赫伯特·克罗利的话。克罗利将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系统化，称赞这种新汉密尔顿主义是为集体主义的中央控制，为将社会整合成等级结构而设的体系。
展望进步年代，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总结道，
战争期间，联邦政府级别的各行政和应急部门，创建了政界和企业联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下一个十年。事实上，企业在战争时期赢得了最毋庸置疑的胜利.....大企业获得各监管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全力支持。正是在战争期间，寡头垄断和价格市场协议才能在美国经济的主导部门中有效运作。权力在经济体中快速扩散，相对较低的准入门槛几乎消失了。尽管重要的......新立法停止了，利用进步年代奠定的基础，各行业的状况得到稳定和巩固。联邦政府和企业的联合延续到整个年代及以后。在进步年代，在现代工业主义的背景下建立的，利用联邦政府来稳定经济的原则，成为后来众多政治资本主义流派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进步主义并没有在年代死去，而是成为美国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
新政也同样如此。30年代中期和后期，罗斯福政府摇摆着左倾了一点点，随后，于年开始国防与战争合同经济，又重新巩固与大企业的结盟。自此之后，这种经济和政体一直统治着美国，体现为永久的战争经济，羽翼丰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重商主义，以及当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自美国社会在二次大战中被彻底军事化和政治化之后，其基本特征从未改变－－反而有加强的趋势，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把人塑造成顺从的，为国家和军事工业复合体服务的“组织人”。小威廉·H·怀特在其名著《组织人》中明确指出，企业实行这种塑造，是采纳了“启蒙”社会学家与其他社会工程师的集体主义观点。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和谐的观点的产生，不会简单地因为大商人们天真无邪－－这种“天真”与将工人和经理塑造成温顺的奴仆，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大官僚机构服务的要求相吻合。这可不是巧合。在“民主”的幌子下，教育变成纯粹的大规模技术训练，只为将人塑造成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与此同时，共和党和民主党一如既往，就像他们在二十世纪前两个十年所做的一样，仍然扮演形成与支持该体制的两党。“一致主义”－－两党在表面的分歧之下共同支持现状－－并不是自年后才开始的。
至于硕果仅存的一小股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怎样应对美国意识形态谱系的变迁？二十世纪美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意志者，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的一生，可以给我们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答案。年代，当诺克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理念成型时，人们普遍把他看成极左分子，于是，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在思想和政治生涯中，始终趋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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