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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风今日推送陈晓兰老师的《面海的经验与世界的想象》，陈老师以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海外游记为观照对象，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海洋旅行、海洋书写及由此生发的世界想象进行了梳理。她提出，此时的海外旅行者完全接受了以海权为核心的世界观，同时也接受了以海洋为核心的文明观。因此中国人为陆地居民，西方人是海洋居民的"非历史性概括"进入了当时的人们的心内，并以此区分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差异。
有意味的是，对于身处国家衰微之时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所创作的海外游记并非是旅行者个人孤独的记录，而是一种"率天下之人而共游"的公共文本。游记为国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大门，并构成国人奋发向上的心理基础。可以说，陈老师以海权为重心，为我们学人打开了一个理解海外游记与近现代文学之间纷繁关系的窗口。
荐稿人：包辰泽
陈晓兰
内容提要：海洋是晚清与民国时期海外游记的核心主题，这些海外游记为考察中国近现代的海洋观念与世界想象提供了全新的维度。海外旅行者经历了漫长的航海旅程，亲历大海的浩渺无涯、变幻莫测以及现代航海技术对于大海的征服，以诗性的语言、崇高的风格书写大海，抒发个人对海的体验和人生感悟，采用科考报告文体记录所历海域的经纬、气候、风向、洋流、波涛，描述海上航路以及所经之地、海上锁钥之权属，进而思考海权与主权、海洋与文明之关系。海上航路与航海技术影响了海外旅行者认知世界的地理范围，海洋观念在旅行者的现代世界观念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从海洋的视角看世界，地球三分之二的面积被蓝色覆盖，地处亚洲大陆的中国，其东、南部被海洋包围。但是，在世界历史及世界海洋史的整体框架中，在与世界上其他海洋国家的比较中，中国依然被西方史学家和世界海洋史学家视为陆地国家，其文明以陆地观念和陆地政权为主导。美国海洋史学家林肯·佩恩(LincolnPaine)在论及中国时指出:“由于中国人起源于大陆，因此他们在接近海洋世界时，要比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居民更加慎重”[1]。在佩恩看来，世代生活在陆地上的文官与海洋格格不入，甚至对于海洋充满了敌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反对海外冒险及随之而来的奢侈品消费，认为这会危害帝国的安全、经济的稳定以及道德水准”[2]。
纵观中国历史与水世界的关系，治理长江与黄河而非御海，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主题。而对于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明代郑和舰队七下西洋的影响力，在日本学者上田信的《海与帝国》中也大打折扣。他在论及明代中国与海洋的关系时指出:“通过大海与外面世界的交流被看作皇帝个人管辖的范围，通过非官员的宦官管理。因此，与海外文化相关的信息，一直被与宦官敌对的官员忽视。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入仕为目的，所以毫不关心海外的世界。15世纪上半期宦官郑和开展的一系列往东南亚、印度洋远征的活动，也从王朝的正式记载中被抹掉，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影响。”[3]
20世纪末，随着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对于将中国与西方截然划分为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黄色文化与蓝色文化的二元论提出质疑。中国的海洋学者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文学等多重维度研究中国的海洋文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的海洋文化类型与世界海洋文化类型不同，不能以西方海洋文化的标准评价中国的海洋文化，认为西方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是“海洋农业文化”[4]。
从海洋的视角看中国文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海”的词汇系统和鲜明的海洋意识，有着源远流长的海洋书写的传统。中国历代的海洋文学保留了中国人对于大海的想象以及中国人与大海的关系。在中国海洋书写传统的整体脉络中考察近现代海外游记，不言而喻，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横渡太平洋或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出使西方或进行环球旅行的活动，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对于海洋认知的地理范围，海洋经验、海洋观念与海洋书写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数量庞大的海外游记记录了航行者漫长的浮海旅程及其在世界各海域航行的体验，盛赞现代航海技术对于大海的征服，并对于大海本身进行本体意义上的书写，以实证的、科学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所历海域的地理、气候、风向、海浪，详细描绘海上航路以及航线所经之地与海上险要的权属，进而思考海权与主权、海洋与文明的关系。海权成为反思、评判现实政治、文化传统与文明高低的核心标准，海洋观念则成为世界想象、世界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海外旅行与海洋书写
年春，福建人林鍼自潮州启程，横渡太平洋航行40日抵美国，于年春返闽。林鍼在《西海纪游草》中描述了此次航行的情景:
“岁维丁未，月届仲春;爰借东风，远游西极。萧萧长夜，碧海青天。……四旬航海，惊殊寒暑三更(仅得四十日之洋，而三迁寒暑，因南北廛度之分故也)；两阅人生，虚度韶光什二。”[5]
钟叔河称《西海纪游草》为“近代中国人用来测量世界海洋的第一块贝壳”[6]，它当时在坊间引起极大反响。时人题《西海纪游草》的诗篇盛赞其历九万重洋、驰骋奇观、遨游绝域为千古未有之壮举，是继张骞、玄奘、耶律楚材、徐霞客之后，游之最远且壮者。
徐继畲为《西海纪游草》题词
周揆源为林鍼《西海纪游草》题序称:“徐霞客以书生遍游宇内名山大川，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穷星宿海，去中夏不过三万四千三百里。”[7]周立瀛比较清朝使臣奉册命往封琉球海邦，“舟行风利，四五日可达，去中华尚在万里之内。独留轩林君，负奇气，以家贫谋奉旨甘，遂乘风破浪，涉溟洋九万余里，行四十日而抵花旗，视球洋又远增十数倍”[8]。
年，清政府决定遣使游历西土、办理交涉事务，但“华人入海舶，总苦眩晕，无敢应者”。斌椿“年已周甲，独慨然愿往”[9]。李善兰在斌椿《乘槎笔记》序中说:
“九州之外，数万里之遥，隔以大海，浩汗杳冥，巨浪如山，有望洋而叹者矣。即曰不畏风涛，视险若夷，而中外限隔，例禁綦严，苟无使命，虽怀壮志，徒劳梦想耳。故曰:游必有福。”[10]
年正月，斌椿父子率同文馆学生一行5人出洋，由南洋、印度洋、地中海入欧，游历欧洲11国。斌椿在《天外归帆草》中不无自豪地总结此次出使:“我行六阅月，凡五万里地;越国十有五，浮海亦历四(予自东南洋放舟印度，转至北洋，四海毕到)”[11]。
斌椿
斌椿的出使记述《乘槎笔记》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他从大沽炮台启程至马赛登岸游历欧洲诸国的行程，其《海国胜游草》和《天外归帆草》则以诗体的形式描绘了不同海域的奇异风景:大海茫无涯际，青山叠嶂，怪石嶙峋，苍烟浮岛，烟霞笼罩，飞鸟掠舟，巨浪滔天，风平浪退后的宁静，旅行者的孤独以及履海如夷、浮海是福的欢欣。一方面状写生死须臾不可测的危险，过印度洋和红海的炎热:“如被炮烙刑，炙手嗟无肤……彻夜苦不寐，如披云汉图”[12];另一方面又以轻松的笔触抒发渡海的豪气与壮举:“骑鲸忽作海上游，翩然直过爪哇地……天风吹入苍溟里，化为巨浪腾晴空。吁嗟呼!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平波作坑坎。仕途咫尺千裦斜，康庄更比风涛险”[13]与大海相比，风涛叵测的人海、宦海更加险恶，而冒险远航考验了使者的胆气与品德。这些海洋诗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孤独而肩负使命的旅行者涉海航行的心路历程及其精神世界的变化。
这些海外游记盛赞大海的浩渺无涯、波澜壮阔以及现代航海技术对于大海的征服，进而思考河流文明、内海文明的衰落与大洋文明的崛起。康有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说自己7年间汗漫四海，穷极大地之奇珍绝胜，实赖远洋巨舰这一“缩地之神具”[14]。他的《地中海歌》这样描绘地中海神奇诡异的地形及其对于周边历史和文明的影响:
“浩浩乎沸潏灏渺哉!地中海激浪之雄风。君士但丁之颈延其西，直布罗陀之峡口于东。西与黑海相接，东与大西洋相通。南则非亚沙漠回漠者拱壁，北为欧洲山陆槎桠若蚕丛。中开天池万余里，洪涛浩演无不容……呜呼文明出地形，谁纵天骄此浃渫”[15]。
梁启超在《汗漫记》中说自己本为“乡人”，“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不得不为国人焉”“世界人焉”。“自中日战争以来，即为浪游”[16]。
年腊月，梁启超由日本启程赴美，其游记记录太平洋风浪渐恶、船荡如箕，胃翻蜷卧不敢动，然而，想起法场、牢狱之苦，晕船之苦顿然全消:“因触悟三界惟心之真理。盖晕船者，非船之能晕人，人之自晕也”[17]。舟行中一乘客被大浪卷入海中丧生，梁启超感叹“死生有命”，“苟其不死，虽日日投身于硝烟弹雨之中，不死自若也。苟其死也，则何地无岩墙?何日无虎疫?又岂独今之一舟子哉?……观于此，使人冒险精神勃然而生”[18]。在这“新旧二世纪之界线”，置身“东西两半球之中界”“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19]，他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状写太平洋“大风泱泱，大潮滂滂。张肺歙地地出没，喷沫冲天天低昂”之雄伟气势，感叹大海之浩渺永恒、万物之生死不息，忧惧“物竞天择”“不优则劣”“不兴则亡”的世界风潮与中国的命运[20]。他一方面批判“旗鼓相匹强权强”的世界逻辑，一方面又期望中国人走向海洋，向海国学习:“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21]。
近代海外游记对于海洋的抒写迥然不同于未出洋的文武官员们的涉海题材作品。张放在《海洋文学史》中用“血泪交迸”4个字概括晚清“涉海抒情的主流文学”，有关海防与海战的作品常常用“血”“泪”“泣”“恨”这样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语词书写海洋:“御海的失败与忧愤泣血，是晚清诗歌的情感基调”[22]。由此观之，海外游记完全超越了仅仅在海防的军事意义上思考海洋的局限，而是以一种面向大海的开放的态度思考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海洋与文明的关系，并就海洋本身观察、认识海洋，书写海洋，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海外游记对于海洋的书写、对于海洋本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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