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号属于经济观察报·书评
编辑/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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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生涯》一书收录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ACLS）于年开办的“学问生涯暨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讲座”的十篇讲稿，他们致力于每年邀请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来谈他的治学经历。下面的书摘节选自其中美国政治理论家尤迪斯·施克拉的讲稿，她也曾任哈佛大学约翰·考尔斯政治学讲座教授。她的诸多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包括《乌托邦之后：政治信念的消亡》（年）《人与公民：卢梭的社会理论》等。
而不得不称赞的是，这本书中的每一篇讲稿都承载着每一个杰出学者的治学历程和独一无二的学问生涯，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扇通往真正智识的大门。每一个幽默的措辞、诗意的引用、醍醐灌顶的道理，都让人一次次感到成为了一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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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迪斯·施克拉
我是一个书痴。打十一岁起，我就手不释卷，几乎分分秒秒都觉得乐在其中。可是我当初识字却非常慢，而且不愿意上学，能逃就逃，越久越好，只不过没有退学罢了。我换过好几个学校，都不愿意上，当然没有学会读和写。我的父母被逼无奈，只都让我开心，但是它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自己通读的第一本书，是德文版的《大卫·科波菲尔》。这部小说，我读了又读，至今仍然喜欢。第二本是儿童小说，讲述发生在三十年战争中两个男孩的故事。为了弄明白“三十年战争”，我查阅了父母藏书中的一套世界史，带插图的，可漂亮了，有好多卷。我这一生从此就跟小说和历史钩连上了。
不过，读书带来的感觉并不老是愉快的。一天，我捡起施莱格尔与蒂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头一出戏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我整个儿读了一遍。它在我心里引起的恐怖和不安，我今天还能感觉到。我被吓糊涂了，不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痛苦。最后，我总算跟我姐姐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心事一出口，我感觉到无比的轻松，而且姐姐还担保说，剧本里的那些事情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俩都很清楚，周围发生的事情比剧本里的要可怕得多。截至年，我已经懂得一个道理:书，哪怕是令人害怕的书，将成为我最好的避难所，使我逃离比书本远为恐怖的世界。这就是我成为书痴的经过。我的童年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青年读者喜爱传记、小说和戏剧，我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从很早开始，我就阅读时事要闻和政治史。这样早熟的趣味，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像我后来的专业旨趣总有个由头一样—政治整个儿主宰了我们的生命。我的父母历尽艰辛，才逃离俄国。先是十月革命把他们困住了，然后是一战，他们最终设法回到自己的家乡—里加城，那会儿属拉脱维亚管辖。开始还顺利，不久连这里也充满了敌意。骨子里是德裔犹太人的事实，意味着周围每个人，往好里说，希望我们离开，往坏里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我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家道殷实，思想开明，不因循旧俗的同时，完全不招摇、不张扬。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孩子在道德和心智方面的能力，并以此信任的态度对待我们，于是在这趣味高尚的家庭和无从逃避、邪恶堕落的外部世界之间，成一鲜明的反差。这使我们一家人即使不是彻底的犬儒主义者，也凡事存一分小心。我父亲多年来一直想离开欧洲，可是我们在里加的许多亲戚拴住了我们，而且作为儿科医生的母亲也不愿轻易放弃她在贫民窟经营的诊所。最终，赶在俄国军队到来之前，叔父把我们送上一架前往瑞典的飞机。
我们在瑞典滞留了好长一段时间，德军入侵挪威很久以后，我们还待在那里。那时，逃离欧洲只剩下一个出口—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把我们缓缓带入日本。旅途很费周折，但我们奇迹般地逃生。在日本我们获得(实际是购得)通往加拿大的签证，而这个国家，大家现在知道，当时的移民政策谈不上包容宽大。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我们乘船抵达西雅图，被关入扣留东方非法移民的拘留营，度过了荒诞离奇的几个星期。倘若有人问，所有这些奇遇在我的性格里烙下什么印记，那么我会回答，它们催生了我对黑色幽默持久不变的兴趣。
等父亲料理完生意上的事务，我们最终来到蒙特利尔。这个城市不大招人喜欢。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达成一种均衡的态势，才使它在政治上勉强凑成一个整体。回头来看，它后来迅速崩溃，有如摧枯拉朽，实在是不奇怪。这里的女子学校，我上了大约三年，糟糕透顶。整个阶段所学的拉丁文，顶不上大学一个学期的学习内容。还学了点地理。有一位英文老师教我们如何写摘要，这倒是很实用的技巧。其余老师只会站在我们跟前，大声念课本。我真正学到的，是懂得什么叫“无聊”。对“无聊”体会这么深，以至从今往后，我再没有感到无聊过。我告诉大家，这是一所被人们认为非常优秀的学校。对此我不妄加评论。我敢说，一定有比它更好的学校。但是，每当大家说起现在的高中教育如何不足，流露出深切的怀旧情绪时，我总有些将信将疑。
回想我在麦吉尔大学念书的生活，也谈不上由衷的喜欢。这也许跟当时流行的录取规则有点关系:犹太人的分数线是，其他人只有。大学里思想也不活跃，但至少有一个好处:我入学不满十七岁，有幸与许多退伍军人同在一个班上。因为他们的存在，整个学生群体显得特别成熟和严肃。跟中学相比，这里就是天堂了。况且，一切都不可思议地顺风顺水。我遇上未来的丈夫，并在三年级结束时同他结婚，这是我迄今为止最聪明的决定。而后我找到了毕生追求的事业。
起初，我打算主修哲学和经济学，后者的严密一下吸引了我。不过，当选修“货币与金融”的课程成为硬性要求时，事实变得再清楚不过，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哲学呢，主要由一位性情悲观的先生教授，他之所以选择哲学，是因为他丧失了宗教的信仰。自打遇上这位可怜人后，我认识的糊涂虫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完全不适合教授柏拉图和笛卡儿。幸运的是，我不得已选修的另一门课程是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美国卢梭研究专家）讲授的“政治理论史”。跟着这位天资卓越的老师听了两个星期的课，我就确定了这一生的追求。如果有一门学问可以解释我的经历和我那个特殊的世界，那就是它了。
沃特金斯的卓尔不群，他后来在耶鲁的许多弟子可以证明。这是一个罕见的多才多艺者，一个修养极好的人，一个天才的老师。他不仅让思想史在课堂上富有魅力，而且使人觉着，世间最紧要之事，非此莫属。我还在他那里得到了鼓励。他以各种方式，或直言相告，或旁敲侧击，使我明白，我自小喜爱的古典音乐、绘画、文学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我个人的古怪癖好。而他那重于言教的身教，更给了我充足的自信。即使他没有励我去考取研究生，申请哈佛大学，之后没有像朋友那样，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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