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邵教授回到家的记忆，已十分模糊了。惶恐的我在那一刻也叙述不清教授说过的话。焦急的妻子没等我讲完，便匆匆地拿起X光片跑了出去。傍晚时分，妻子红肿着眼从外边回来，一言不发的躺在床上发呆。八年前，她曾送走了待她如亲闺女般的大伯。据说老人家当时得的就是肺癌。如今，她又要经受丈夫患癌的打击。女人的直觉往往是不能低估的。年3月14日，医院病理科的检测，我被确诊为左肺中心型小细胞未分化癌。原发病灶4*2*2cm。伴有锁骨上淋巴转移。第一时间，我没看到检查报告(妻子怕我承受不了沉重打击，隐瞒了真情)，但单凭直觉，我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尽管是板上钉钉的事，妻子还是心有不甘的托好友把病理切片带到北京，找当时国内著名癌症病理学家——医院李铁一教授复查。医院一般无二。那时的我对癌症的认知，是一片空白。对如何治疗更是一片茫然。年3月17日，我医院内东病房，首次经历直面生死的心理考验。
大多癌症患者都会对自身疾病，产生知情上的矛盾心理——既想知道，又怕知道。由于妻子向我封锁消息。急切获知真情的我，怀着复杂的心理，向病床大夫提出问询：“大夫，我得的是什么病?”“你真想知道吗?“嗯”“你得的是小细胞肺癌。”“哦?这种病能手术吗?”“不能。”“为什么?”“小细胞肺癌一般不主张手术，况且你病灶的位置也不好。”“那该怎么治?”“只有化疗，因为小细胞癌对化疗敏感。”“化疗后还有机会手术吗?”“不好说，那要看化疗效果。”“那正常情况，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正常情况6—11个月。”这是一场关乎自己的直面生死的对话。医生把我关心的问题讲解得如此详尽，让我切实感受到了癌症的可怕。作为一个患者，一个医盲，我没有任何能力去反驳。而医生给我的提示却是：假如化疗不能奏效，我的存活时间是6—11个月。 那个时候，我多么渴望救苦救难的菩萨现世，赐与自己灵丹妙药，让自己起死回生。真的，我曾不止一次的对天祈祷。想想人处于那种极度恐慌和无助的境地，又能干些什么呢?记得一段时间里，自己最热衷的就是搜集民间偏方验方之类的东西。我吃过湖南怀化溆浦县蒋先生寄的小药末，东北亲戚送的长苔藓的青冈树皮，核桃树枝煮鸡蛋，绞股蓝草，活蝎子等所谓偏方。绝症病人的胆子都很大，且从不顾及服后的风险。至于究竟有无作用，或是哪一个起了作用?无从考证。 我是在确诊后的三天就上了化疗，以前从没接触过的东西，也体会不知道它的利害。同病房的病友在化疗后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低着头，使我感到困惑：“治疗怎么还无精打采的?”等到自己上了化疗，才知道这东西的厉害!掉头发、呕吐、浑身乏力倒是其次，我最怕的是化疗药物在体内运行的感觉，像一股流动的火在血液里燃烧，尤其是心脏的感受，仿佛是被燃烧的蜡烛在下面熏烤。那个闹心劲儿就甭提了。难怪多数患者一提化疗便不寒而栗。事实上，化疗摧残的不仅是癌症患者的肉体，更是他们的精神。 在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东北的表妹传递了一个令人振作的信息：医院可以为我这样的病人做手术。她在“柏哥，你要听我的话，医院的赵主任在国内是很有名气的手术大夫。专门做肺癌的。假如他说能做，你就多活几年，他要说做不了，你就别再瞎耽误工夫了。”这条信息对一个晚期绝望的癌症病人来讲，无疑像将要溺毙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立即停止在当地的治疗，毅然登上了北上的飞机。 缺氧或是心理作用，登机前我突然感到胸闷，不得不输上氧气。年4月7日8时50分，一架南航波音飞机降落在北京顺义国际机场。这架飞机对我而言，不仅是患病躯体的输送，更是康复希望的点燃。它对挽救我生命的意义更是具有战略性的。 北京离通县有20几公里的路程。那时的表妹夫仅是一个普通的空军小干部，但是为了我，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由于要找的主治医师去深圳，我们只好在北京空军招待所等候。在那里，我通过电话联系上北京的大学同班好友肖某。他是国家机关的一名普通公务员。山西上学时，我俩是班里的搭档，感情笃深。出于复杂和脆弱的情感，我婉绝了他来看望的请求。在电话里托他向在京的同学道别。那时的我，就以为是在做人生的诀别，感觉那就是自己人生句号的弹着点。翌日，我们在朋友的帮助下驱车到了通县北关。进入了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北京市胸部肿瘤研究所(当地人又称结研所)。 这是一所50年代建设的医院。灰色王字形二层砖结构的苏式病房楼，给人一种肃穆和压抑的感觉(可能是我有病的缘故)就是在这里，我首次经历了生死考验。我被安排在外二病区。由于该病区有赵主任领衔，全国慕名而来的患者很多，所以病房里的床位一直很紧张。经过妹夫的一番交涉，我挤进观察室的加床，算是入了院。 医院马路的对面，是后窑村。那里住着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癌症患者及家属。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人就医院的患者和家属而发家致富的。但说归说，房主们还是蛮敬业的。家里的一切设施都是围绕患者们准备的。91年那会儿家用冰箱在通县城乡结合部还不普及，为了让患者的食品在夏天得以贮藏，他们都在各自的院落里挖了地窖。我的杨振华营养液在里边搁了许久，取出来居然很凉，保鲜效果真得不错。 为了不让自己的房子空闲，房主们每天都要到结研所的病房楼前招揽生意，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被房东领回的。记得房东的门牌号为后窑67号，主人姓赵。老两口带着小儿子，一家五口守着六间房子。两间自己住，其余四间都出租。我由于是“大城市”来的，被安排到了最宽敞的东屋。后窑村客居的患者，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和西北的。医院排好了手术日期，在这里等着“挨刀”的。当然也有术前放化疗的。表妹安排好我就回东北去了。那一次的离别，使我平生首次体味到了孤独和无助。我和妻子，孤灯残影，相视无言。因赵主任还没回来，我们只有等待。来到陌生环境的感觉，不像上大学那会儿，前途是一片美好的憧憬;而等着“挨刀”的我，简直是心乱如麻、心急火燎：能不能挨上这一刀呢?大凡来这儿的癌症患者，都是图挨老赵头儿一刀儿的。挨上了，患者及家属们兴高采烈，自不必说。而挨不上的，则只有悄声无息的带着极度的失落和无奈打道回府，想别的辙吧!我目睹了许多这样的场景，对好多重症癌患来说：失去这次机会，几乎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妻子的贤能赢得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抵减了我由于生病而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的种种不适。在67号院儿的病友当中，我的年龄是最小的，而压力却是最大的。这也难怪，其他人基本都是年过半百，膝下的孩子三三两两，团团围定。而犬子才刚满五岁，其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不管怎样，总是有一些事务性的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但到了晚上，就难熬了。想妻子的，想孩子的，总之，是对身后事的一些离奇的揣测。再加上当时住所的西边，北京财经学校正在大兴土木。铿锵作响的打夯机，一到夜里即将入睡的时候，便骤然响起，几乎让我昼夜难眠。自打那时起，我又添了个失眠的毛病，且越急越睡不着。妻子和老母亲为此没少费精力，当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帮我按摩头部。真难为她们了。在通县期间，有几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长春的战先生，保定的李先生，北京的刘先生和本地的夏先生。其中还有一个小患者，当时约十四五岁的男孩儿，叫什么已记不清了。是他们伴我度过了87天难忘的北京之旅，这中间甜、酸、苦、辣、腥五味俱全。
医院不给我做手术，大夫说需要看化疗效果才能决定。使我的心里又蒙上一层阴影，情绪更加低落。对任何事情都产生不了兴趣。每天独处时，大都是对着镜子发呆，想从面目的变化上，来推断自己‘归期。’ 北京的刘老兄能算上是一位想得开的男人。尽管他对自己的病心里也没底，也害怕，但却很会装傻。当别人问及他的病情时，他往往自嘲地说：“我肺上的肿瘤叫浆细胞瘤，大夫说是长在女人子宫里的，真他妈的邪门儿!怎么会长到肺上去?”他家在北京市内，距医院大约30公里。每天治疗结束后，他都要蹬着自行车赶回家住。大家都笑他离不开老婆，这老兄也不否认，还狡黠的戏称，自己得的是“色”癌。我们刚见面时，他对我说：“是不是你刚才在外边往屋里瞅来着?”“嗯”，“我看你的气质很像是个搞文艺的。”听了他的恭维，我苦笑一下说：“你老兄有眼力，我的确喜欢文艺，平时也爱摆弄几下乐器什么的。”他接着又说道：“我说了你别不高兴，看你的眼神儿，你太紧张了，得了病就治，想别的没用，千万别跟自己较劲!”他的这番话说得挺轻松，但做起来难啊。那个时候的我，说白了就是怕死，担心死后老婆孩子没人管。相临病床一个患儿的家长也来开导我说：“老弟，你不要太钻牛角尖儿，既来之则安之嘛，想开点儿吧!”他这话说得对不对?现在想来千真万确。但那时可不这样想，自己总觉得那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病又没长在你们身上，敢情你们说着轻松。”治疗之余，和病友李先生、刘先生等人一起散步，是件惬意的事。通过散步，不仅能使大家紧张的身心获得短时的放松，同时还可以交流一下医疗信息，谈论一些世间趣事。偶尔也会对时弊发一些感慨。记得一天午饭后大家散步，看到一个蓬发垢面的乞丐，脏兮兮的躺在太阳地里晒暖，捉身上的虱子。他那副悠哉悠哉，忘形于江湖的表情，让我们这几位老癌汗颜。过后大家发感慨：“这样的人咋就不得癌症呢?”“我们一个二个，精精明明，心地儿也不坏的，怎能得上这种病呢?”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悟出个中道理。可不要小看了乞丐的境界。乞丐们与世无争，安于现状，乐观生活的人生态度，恰恰是符合心身医学的健康理念的。乞丐们“脏在外表，净在心里。”“拿得起，放得下，进的去，出的来”的表现才是真正的睿智和精明。 我在通县化疗期间，曾有过一段“不光彩”的表现。记得一天，大夫给我注射化疗药长春新碱。当点滴快进行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脏特别难受，火烧火燎的。我要求护士把针拔掉，遭到了医生的拒绝，我忍无可忍从病床上滚下。大呼：“啊!难受死了!”临床的老战见状，鄙视的冲我大怒：“你真给东北人丢脸!”我当时感觉挺委屈的。心里说:“谁想丢脸?我是受不了药的折磨。”事隔不久，老战也上化疗了。当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也出现了种种不良反应。私下里见到我后，很愧疚的说：“化疗真他妈不好受，当初我错怪你了。”这段交待不只是反映大多数癌症患者的痛苦心声，也是对医疗战线的科研人员的一种鞭策，敦促他们尽快研制出低毒高效的抗癌药品来。大多癌症病人不害怕死亡，但害怕化疗。 平时谈到健康的话题，大家都不以为然;但当你得病以后，你就知道健康是多么的宝贵!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不管你身居什么要职，都是枉然。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再好的东西也不能用心受用。前边提到的那个沿街而卧的乞丐，之所以能让我们几个老癌同时感到震动，道理就在于此。 这里讲一个笑话：在当时通县的癌症患者中有这样一个习惯，每逢有新患者到来，大家就在一起彼此问候病情，你的是什么型的，他的是什么型的。在健康人的眼里，按说只要是癌症，都是要命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然而在这里，因为都是癌症患者，大家也要分个三六九等。比如说：小细胞肺癌是最不好医治的，因其具有转移快，病程短，死亡率高的特点而‘荣膺榜首;’其次便是肺腺癌，再次才是肺鳞癌。假如某人得了小细胞肺癌，应属最失落的了，而得了其他两种癌的人，竟在一旁窃喜，这简直是一件荒诞不经的怪事。但仔细想想也有些道理，古人云：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得了癌症原本是不幸的，但由于你的癌细胞类型较容易控制，且康复的几率大，当然是不幸中的幸事，也就有理由‘庆幸‘了。社会上普通人的攀比情节，在癌症病人当中居然也有市场，倒让人隐约产生些许莫名的迷茫和悲哀。年的5月15日，应该是一个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时间。经过阶段性的化疗，在我本人及家属的迫切要求下，医院方面依据前期治疗情况决定对我开刀。术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既害怕又兴奋。害怕的是打开胸腔万一做不了，死了也无法保个全尸;兴奋的是毕竟等了这许久，还能有机会挨刀，有好的预期在里面。护士们还是很负责的，在手术的前一周就教会了我们如何自己把自己从床上拉起，如何躺着解手，如何练习咳嗽。这得益于我年幼时北大荒的那段经历，良好的身体素质使我在那批挨刀的病友中显现出优势。手术前一天中午，为了壮胆，单位的几个好哥们儿在后窑的房子里陪我喝了两瓶北京“烧刀子”，虽然都没喝多少酒，但大家都醉了。我记得我趁着三两酒劲儿还唱了一段《红灯记》的“临行喝妈一碗酒”，还真有股子上刑场前的感觉。上午9点50分，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本能使我环顾了一下挨刀的现场：这是一间约二十平方的苏式建筑风格的手术室，墙壁刷得很白，房子举架很高，加上手术器械和设备，让人感觉阴森凝重。躺在手术床上仰望屋顶，仿佛在观赏罗马教堂屋顶壁画——天堂好像离得很近。下了手术车，我自己上了手术床。助理医生关切地问我：“害怕吗?”我说：“怕有什么用?已经到了这一步，就只有听由你们摆布了。”医生似乎很欣赏我当时的勇气，随即鼓励道：“别害怕，只是睡上一小觉。”捆绑停当后，助理医生将一个罩子扣到我嘴上说：“查数!一、二。。。。。。”下面的事情就一概不知了。如果不知道死亡的感觉，有了全麻醉体验，可能会给人们某些启示。
手术进行了近四个小时。正如助理医生所言，自己感觉就是一觉的功夫。苏醒前，好想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渐渐的神志越来越清楚了，且浑身发冷，颤抖个不停。那时，我心里却是相当庆幸的：毕竟又逃过一劫。到了观察室，医生叫家属帮着抬病人上床，平时的那老几位也号称是壮汉，但用到我身上便下不得手。逼得医生只好亲自上手，一声号子，便把我像扔麻袋一样丢到床上。过后听妻子讲，医生对他们的“作品”似乎很满意，并说这小子命挺大，再晚动刀几天，手术就不好做了。我这个人一生运势不佳，凡事开头都不利，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自己总能赶上末班车。庆幸归庆幸，罪还是免不了要受的。术后的当天最难熬，同时做手术的几位中有个叫郝**的，是一位石油公司的经理。他的表现可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病人。术前曾听人讲，术后尽量不要打麻药，会对大脑产生不良影响。我出于男子汉的尊严和对自己的良好预期，咬牙坚持不上麻药。可那位郝兄一个劲儿的打麻药，还整夜的大呼小叫的，倒让我们不喊叫的觉得自己很另类了。 手术的第二天，我被妻子推下了楼，到X光室接受检查。从医生们交头接耳的表情里，自己感觉到了手术的良好效果，心中也多了些许宽慰。按照常理，此时的我应该是欢欣鼓舞的。但由于自己得的是癌症，手术的成功并没有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快乐.一位好心的病人家属告诉我说;“小伙子，别干躺着,赶快活动手术一侧的胳膊(左侧),否则时间长了,就不好恢复了.”我在妻子的帮助下,强迫的用右手从背后穿过,拽住拴在左手臂上的绷带进行伸拉练习.竟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可就以自主的抬动胳膊了.我至今仍感激那位不知名的患者家属,是他的鼓励和提醒,使我在17年后的今天,手术一侧的胳膊仍能够运用自如. 说实话,那时候的我真的没有敢想17年后是否能活着.只是出于维护一种男人的尊严,在众人面前极力的表现着.以至于在手术后的第二天,我便在妻子的搀扶下,挂着引流瓶艰难的行走于阴暗的苏式病房的长廊间.我的手术拆线比一般的患者晚,但更糟糕的事,在我术后的七天内,医生竟告知我的家属,右肺上又发现可疑的阴影.上午查房时,赵主任在和孙医生(大概叫孙美农,是河南濮阳来此间进修的)商定我的化疗方案.经过一番讨论,最终把毫克剂量的卡铂注入到我的体内.过后我才知道,医院注射剂量的1.5倍.药物进入体内的感觉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时间到了年的7月间,我所住的后窑67号院内发生了几件事:老郭病重,医院通知家属赶快送回老家;而那位倔强的患食道癌的内蒙干巴瘦老头却依然抽着他的烟喝着他的酒,仿佛病是长在别人身上似的.我也因为基本治疗结束被院方通知出院.记得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临别前和病人及家属们合影留念,互致平安,企盼来年再相见.场面情真意切,但每个病人心里都十分清楚,这种病是否还能挺到来年?是谁也说不清的.大家的悲凉之情只能透过眼神相互传递着.保定的李**被单位的北京吉普兴高采烈的接走了。临行前，他神秘的问我：“你开药了吗?”我说:“没开.”他的表情略显惋惜.可我心里却清楚的知道,开什么药?这病有药治吗?真的,当时我就认为这病没治.有治还叫癌症吗? 91年7月下旬,我医院,住在放疗科西病区,接受钴60放射治疗.故地重游,情绪更加烦躁.除了每天的放疗以外,我还要承受手术后遗症折磨,每天下午4:00左右，剧烈的心房纤颤.发作起来能使病床产生强烈的颤动感,让自己心理更加紧张。 医院的环境虽很优雅,但由于身患癌症,自己丝毫没有心情去欣赏.治疗期间，唯一能缓解我心烦的事情，就是每天下午围观象棋比赛。对弈的双方，或是患者间，或是病人与家属间。只有那一刻，肿瘤患者似乎才能短暂忘却病人的身份，感受人格的平等，并不时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有位郭姓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好像家住铭功路.象棋下得很好.古谱中的七星拱斗和野马操田,我是从他那里获知的。上半年，我们曾住一个疗区。一次，因为化疗,他的白血球降到了以下。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却没有一个家人来受理。夜间，护士查房发现病危患者不见，慌作一团。谁知第二天下午,老爷子竟然骂骂咧咧的在病房里出现。我关切地问他缘由,他激动的大骂儿女不孝。说是怕死了身边无人料理,赶快打个三轮回家通知老伴儿。在家美美的吃了顿老伴包的饺子。并说：“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此举让院方哭笑不得。第二天，他的病危“待遇”就被撤销了。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于我在北京回来后很容易就认出了他。如今，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大概不会在人世了。但他那豁达的人生境界和蔑视死亡的态度却深深的影响了我，他的音容笑貌让我永生难以忘怀。我相邻的房间里,还有一位来自濮阳的张姓患者。年龄与我相仿。得的是白血病。医院已是晚期。医院的熟人把他安排在单人病房。我们相互问询过病情,彼此相怜。记得在他临走的前一天早晨,我们还在盥洗间一起刷牙聊天。谁知到了晚上就传出他病危的消息。第二天下午4;00左右,他的病房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嚎声,我预感不好,但又不忍向前,因为在他的门口,一位约7-8岁的男孩,可能是儿子,木然的伫立在那里。我不知该对他说什么。大约十几分钟后,他的遗体从我们眼前静静的推过。病友们目送他远去，一直到大楼的尽头。医院，这是经常的事。他的离去使我更加伤情，因为我们同龄，且有同样的遭遇，同样的家庭背景。此后,我少言寡语,精神麻木，生活对我就是一种等待。 情绪的消沉加剧了病情的恶化.在年的9月初,我感到体力愈来愈差,形体消瘦,吃饭时食道有哽咽感.病理结果提示食道有转移征兆.接着左眼也时常出现昏花幻影。脑部CT检查怀疑左眼病变。院方对我诸多的不良反应表达了悲观的态度，并告知家属:该患者出现多处转移，不具有继续治疗的价值,存活期在一个月左右。可以准备后事。 真令人难以想象。经历了近半年的碾转治疗,我竟是以医院。在家里默默地等待大限的到来. 年10月中旬。各地的亲戚们，闻讯来到郑州和我做最后的诀别。而我是家族中唯一的不知情者。我隐约感到了某种不详。毕竟他们来的太集中，太突然了。在东北生活22年,亲戚间都是很了解的。我对长辈们的感情不亚于自己的父母。分别时刻，姨娘那一番撕心裂肺的哭喊,使我联想起了濮阳张姓患者逝世前的场景。自己当时极力控制情感劝慰姨娘,并承诺第二年回东北看望亲人们，谁知引来更加惨烈的哭声。依我当时的情况，在他们的眼里哪还有明年啊。送别了亲人,带着种种猜测和疑虑，我来到了父亲的房间。父亲是一名抗战干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历尽艰辛。抗美援朝结束，被组织分配到郑州。年被错划右派，流放到密县劳动改造。缘于我出生的特殊背景，在弟兄三个之中，父亲对我有着别样的情感。残酷的现实面前，老人的心里哪能不伤感? 在我的追问下，老人家泣不成声。晃动颤抖的手指告诉我：“医生和你老姨夫都说，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人生万事，生死为大。平时谈论别人不觉怎样，真要轮到自己，没有人不怕的。但作为一个被死亡情结笼罩了近半年的我来说，此时反倒镇静了许多。那一刻，倔强和不甘就范充斥整个心灵：绝不能就这样窝窝囊囊，稀里糊涂的死去。要按自己的意愿拼一下。经过短暂思考，我作了如下决定：一、拜谢父母养育之恩(郑重的给父亲磕了仨响头);二、选择抗癌英雄高文彬先生吃中医药练郭林气功的治疗模式。三、向父亲托付妻儿的事情。而关于自己的后事，我没有提及(因为我曾打算，在自己快不行的时候跑进深山，找块干净地儿卧倒了事)我想让亲人在记忆中保留一个活着的形象。
当时的选择，并没有任何把握和依据，只是情急之中的求生本能使然。 接下来便是如何选择医生的问题。经过详细了解，我决定请河南中医学院肿瘤科的李教授作自己的主治医生。并在第二天和他进行了认真的沟通。医生鼓励我：“不要紧张，权当战场上打得剩你一个人了，豁出命去拼。说不定就会创造奇迹!”我当时坚信，他的药一定能治好我的病。我又跑到书店买了郭林新气功教材，照葫芦画瓢进行习练。记得刚住院时，我在紫荆山公园学过此功，后来由于治疗而中断了。如今大限迫近，刻不容缓。怎敢不加紧练习?第一次出门晨练，是在凌晨4：00时分。根据子午流注学说：肺经启动于寅时(3：00-5：00)，要想见效，习练者必须要在这个时段进入气功态。 万事开头难。新生事物加上体力不支，开始只能做15分钟的自然行功。但很快便能完成规定的功时。我每天习练的功法功时是：松静站立功10分钟(包括预备功和收功)，自然行功40分钟，特快行功20分钟，升降开合功10分钟，吐音功10分钟，中快功20分钟，一、二、三步点功60分钟，肾俞定步功20分钟。加上歇功时间每天在户外要活动6-7个小时。一个月的时间下来，我不仅没有像某些医生预言的那样，终结了生命，反而在体能和精神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好转。生命延续的喜悦心情无法形容。91年12月的一天，我兴高医院，在门诊与病房楼之间来回转悠，就是想向人们炫耀：我还活着!说来凑巧，正好和我的主管医生相遇。他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我，不由自主的连喊三声：“中!中!中!”那神情仿佛是见到了天外来客。医生的反应给了我莫大的鞭策，从一个侧片提示我：你的路子走对了。一定要坚持下去! 年5月，我的心身状况都恢复了正常。当年还参加了省气功科研会在民族饭店举办的郭林新气功培训班。通过半个月的系统培训，使自己对郭林新气功的功理、功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提高。出于对癌症患者的同情和了解，自己开始有目的的学习抗癌方面的医学知识，旨在影响帮助癌症患者，用科学的方法抗击癌症。十余年间，自己结识了数不清的癌症朋友，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通过和他们接触也使自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进而把自己引上从事癌症康复事业的道路。我时常会想起那些曾经一起与癌症拼搏的，已经故去的病友。并深为他们渴望生命，顽强抗争的精神所感动，所激励。我们这些有幸存活下来的癌症康复者，不能躲在家里，独享成功的喜悦。而应该怀着一颗善良之心、救苦之心、责任之心，为后来的癌症患者排忧解难，为推动攻克癌症的进程殚精竭虑，献计献策，以慰籍那些与癌症抗争过的九泉下的英灵。 如今，许多熟人面对我完美的康复状态，都不约而同的提及是否存在误诊的问题?凭良心讲，任何一个癌症病人在初诊时，都不会轻易接受患病的事实。都会有一番心存侥幸的痛苦求证。然而，医院的医学检测能力和水平，实践证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患者，诊断结果都是正确的。我觉得，目前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还是把癌症看做不治之症。仍固执的认为：“是癌活不了，活着不是癌。”因此，我们的媒体一定要经常从正面，对癌症康复的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我觉得：患者要学会利用现有的医疗条件，结合自身情况，对手术、化疗、放疗、心理、中药、气功、免疫、营养、家庭及社会关爱等诸多要素进行科学整合，在治疗上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和医疗禁区。事实上，癌症康复应该是集临床医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于一身的系统工程。有着广泛的研究和发展空间。尽管我的情况只是一个个案，但我始终坚持，像我一样存活的数以万计的癌症康复者群体绝非是偶然事件。这里边肯定有共性的东西值得探讨。我期待着我们的医疗科研人员通过努力钻研，得出令人期待和振奋的结论。到这里，我本人的抗癌故事讲完了。但是，中国每年多万现症患者的抗癌故事还在延续着。仍牵动着同样数量的家庭和单位成员的心，并且每天为此还要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癌症问题确实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每年花在癌症治疗上的费用，仅官方统计的数据(财政口径)就高达亿之多，这还不算民间的花费;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远高于其他慢性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以及地震、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数量。
面对一个个将要陨没的鲜活生命，站在人性和社会和谐的角度，我们岂能漠然处之?转载请注明：http://www.liyuren.com/zrzy/55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