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当法国陷于革命的狂热而处于红色恐怖中时，英国的马戛尔尼勋爵，被委任为“大不列颠国王特命全权派驻中国皇帝大使”，出使中国，受命达到如下三类主要目标：割让一块地给英国商人居住并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谈判一项商务条约、清除广州贸易体系的种种弊端。①
一、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
中国对英国使团的到访给予了宽厚的接待②。但在拜见乾隆时，马戛尔尼以双膝跪拜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而只愿意以英国大臣对国王单腿屈膝之礼拜见的说法，挑起了著名的礼义之争，其目的是借此强硬态度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
尽管如此，乾隆还是在热河避暑之地给予了接见，但乾隆以给英王乔治三世《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方式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
这段公案，常被西方人视为中国自大的象征，并认为乾隆敕书中所用的“天朝无所不有”、“善体朕意”等，是对英国的挑衅和侮辱。中国的部分学者甚至史家，也常为此而痛惜，将此段公案视为乾隆闭关锁国心态的体现，似乎只要乾隆答应马戛尔尼的条件，或许鸦片战争就可以避免了，也或许中国早在年前就已经实施开放的改革了。
此案影响颇大，至今仍被误解。因事关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国体转型与文明转型过程中，中欧之间交往的性质问题，需要予以澄清。
马戛尔尼提出的双膝跪拜等于承认英国是受保护国一说，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第一，欧洲使臣向中国皇帝行觐见跪拜礼，早已是惯例。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在广州曾双膝跪拜晋见中国官员；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顺治，行三跪九叩重礼；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雍正，行双膝下跪礼③；－年间，西方派往中国的17个使团中，除马戛尔尼外，均按中国礼义向皇帝行双膝下跪礼④。
第二，马戛尔尼曾担任驻俄国大使、西印度格林纳达岛总督、马德拉斯总督，深知中国的礼仪和习惯，而使节向访问国君主行主方之礼，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外交惯例。
因此，误解产生的责任不在中国，而反映出来的恰恰是英国作为世界最大殖民主义国家的傲慢。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就此事不无调侃地说：“只要这份文件（按：乾隆的敕书）在人眼里依旧显得荒谬不经，那么，他就不理解中国”⑤。
按罗素的这个意见，不理解乾隆时代中国的，不仅仅是乔治三世时代的英国人，也包括一些当代的中国文人⑥及史学研究者⑦。
无论如何，再开明的皇帝，都不会答应将自己的土地和司法管辖权让度给另一个国家，甚至提出这种要求都会被视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冒犯。但我们的精英们却直到今天都还借此礼仪之争，来讽喻乾隆的自大。
实际上，引起中国与欧洲君主第一次外交风波的核心是两个问题。第一，乾隆如何处理英国人带有挑战性的无礼要求，即要不要割让一至两块土地给英国人居住并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第二，如何处理英国人提出的广州贸易体系现存的“种种弊端”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国家主权问题。马戛尔尼提出在舟山给他们一个小岛的要求，就是想仿照葡萄牙占有那个岛屿，而提出在广州给他们一小块地的要求，则是更进一步的欲在广州行使按英国法律对英人行使司法管辖的的盘算。这是殖民者天生的逻辑，也是包藏祸心的一种伎俩。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中，英国人强占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要求，正是马戛尔尼要求的实质，这也是乾隆对马戛尔尼照会所列条件的担心。国家之间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不仅仅是对主权的冒犯，也是一种公然的挑衅和侮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无礼要求，当然也不可能与提出无礼要求的一方谈判其他问题。
第二个问题与广州贸易体系及英国人制造的各类贸易纠纷有关。从隋朝开始，广州即作为对外商埠接受各国商船往来。阿拉伯人6世纪兴起后逐渐控制了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在广州生活的阿拉伯人也逐渐增多，中国官府（唐贞观年间）还特别在广州城内建清真寺（怀圣寺）以供阿拉伯人做礼拜之用。
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广州商埠仍保留十三家商行代理对外贸易事务，民间贸易依然活跃。广州自康熙重新开埠后，其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商号作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⑧，与十三行并立的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西班牙等13家外国商馆⑨。
此时的英国已经在与老牌殖民主义者国家的竞争中，上升为势力最强的国家，它于年在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⑩，经过百年的发展和殖民化政策，已经控制了南亚次大陆，并控制了包括香料、茶叶、大黄、丝绸、毛纺制品、食糖、瓷器、漆器、稀有金属和贵金属、药品、鸦片的货物贸易。在广州设立商馆后，英国很快就在广州口岸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马戛尔尼所说的广州贸易的种种弊端，就形成于英国在广州贸易中所推行的并不名誉的各项政策及其广州口岸对这些政策的反应。
二、广东的贸易体系
在早期，中国对口岸通商未加限制，通商大多是在民间进行的，并不涉及官方层面，也不需要外交关系作庇护。此外，中国禁止洋商与官府之间的任何直接接触，洋人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特许的商家来出售或购买他所需要的货物。
年组织了一个得到朝廷支持的叫做“公行”的行会，负责订立行规协调价格和交易程序，充当官府与洋商之间的中介兼缓冲机制，又被赋予为官方征集关税和替洋商交纳税款的双重职能。
负责英国在华贸易事务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在南亚的实际代理人，也是英国政府在亚洲推行殖民政策的总机关。它不仅拥有全权贸易事务权力，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行使政府外交职能的战争决定权、媾和权、外事处置权和对殖民地的司法管辖权。这些以英国强大的海军作后盾的广泛的权力，使东印度公司自认为有制定贸易规则和迫使他人接受它所认定的贸易规则的权力。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业务由三部分构成：东印度公司直接从事的贸易，约占贸易额的60％，东印度公司授权并允许私家商船持有其执照的私船贸易，约占30％，它准许的公司船舶高级船员以走私的方式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以及允许派驻广州的大班（贸易代理负责人）从事私人交易，年时，这种私人走私交易已占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额的15％左右。19世纪后私人走私更迅猛增长，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超越正当的公开贸易。
马戛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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